引子：二十年前，共產主義國家開始朝著資本主義轉變。對于過去的迷思我們現(xiàn)在知道些什么呢？哈佛大學的安德烈•施萊弗，一個出身于俄羅斯，在美國接受教育的經濟學家，將給出他的回答，并對當代政策制定者提出相關參考。 最近，紀念東歐和前蘇聯(lián)經濟改革20周年會議的組織者國際應用系統(tǒng)分析研究所，征求我對轉型教訓的評論。其任務大概是要我說說作為經濟學家，我的觀念從最初到現(xiàn)在發(fā)生了那些變化。這種事后不帶偏見的回味頗具挑戰(zhàn)，但我愿意一試。我所寫的這段文字或許對未來的改革者有益，盡管今天存在的共產主義國家屈指可數。有些問題并非為共產主義國家所獨有；一些中央集權經濟傾向嚴重國家的問題與之相似。我這里所列出的是最為重要的七點。 第一，在所有的東歐國家和前蘇聯(lián)，轉型一開始經濟活動就出現(xiàn)萎縮，在一些地區(qū)甚至表現(xiàn)的非常劇烈。其中在一些經濟萎縮比較早的國家這種狀況今天還在持續(xù)。俄羅斯經濟持續(xù)數十年的大幅衰退漫長的令人驚訝。經受最嚴重貿易沖擊的國家經歷了溫和的衰退（如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）�？梢钥隙ǖ氖�，一般認為真正的衰退比官方的記錄要溫和得多——非官方的經濟擴張，共產主義國家夸大其國內生產總值，削減國防預算等——但這并不意味著令人驚訝的衰退這一事實不存在。這些衰退與經典的經濟理論相悖：價格自由浮動可以馬上改善資源配置。這類經歷的主要教訓是，改革者不應期望經濟增長馬上恢復。經濟轉型需要時間。 第二，衰退不是永久性的。衰退之后，經濟復蘇和增長很快就遍地開花。二十多年來，在大多數轉型國家，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，雖然官方GDP數字表明這種提高更為溫和，并與各項生活質量相關的表現(xiàn)都不相符（再一次追問社會主義的國內生產總值的計算問題）。正如事前的預測，是資本主義發(fā)揮作用，使得社會標準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。但是也需要謹記，有段時間看上去也是很不景氣。所以我們的教訓是：要有信心——資本主義真的十個好東西。 第三，產出的下滑不會導致民粹派來襲（Populist revolts）——這是許多經濟學家曾一度擔心的。的確有一些推進改革的政府下臺了，但不是民粹派所致。很多國家的政治被新經濟精英（New Economic Elites）而非民粹主義者把持，亦即將財富與其巨大的政治影響力捆綁在一起的寡頭們。從1992年的情況來看，這的確是一個巨大的意外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，民粹主義在一些東歐國家轉型了20年之后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變得非常明朗之后借尸還魂。事實上，所有轉型國家的人民對轉型不滿，甚至在一些生活質量迅速提高的國度人們也不滿轉型（這一點本身就是另一個謎團和難題，未來的改革者要保持警惕）。但是教訓很明確：改革者無需擔心民粹主義，但要提防新精英的操控政治。 第四，經濟學家和改革者夸大了他們能力，他們認為有能力判斷改革的次序，以及一些策略選擇的重要程度（如私有化）�；叵肫饋�，許多驅動改革探討的理論看上去都非常古怪離奇——是否應當先構建制度？公司是否應對私有化做好準備？是債券私有化還是共同基金私有化方案更好？漸進的私有化是否會奏效？幾乎各地的改革者，包括俄羅斯在內，都大大高估了控制力。政治和能力經常會干預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導大部分的策略選擇。不過，大多數國家盡管選擇不同，結果卻得到了大致相同的教訓（白俄羅斯、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例外）。轉型國家都在通過各種形式，用私有化和穩(wěn)定宏觀經濟，以及法律和體制改革來推進市場經濟。教訓是：不要過分謀劃向市場的轉型，也不要拖延，要等待時機。 第五，經濟學家過分強調了激勵的收益，而忽視改變一下人。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對激勵不惜重墨，但對人力資本輕描淡寫。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優(yōu)勝者在市場經濟中有可能做的很糟糕。向市場的轉型是由一批新人完成的，而不是（在舊體制下）有激勵的老班子。我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意識到這一點并寫了下來，但這教訓對企業(yè)和政治家同樣深刻：你不能使守舊的人接受新事物，即便是激勵也沒有用。 第六，不要高估宏觀經濟危機和債務拖欠的長期后果的重要性。1997年到1998年之間，俄羅斯經歷了重大的危機，一些知識淵博的觀察家認為俄羅斯將回到二十年前，但1999-2000年俄羅斯就出現(xiàn)了較快的增長。類似的故事也適用于從東亞到阿根廷的其他地方。債務重組不一定會遺留下永久的疤痕。這一經歷對改革者來說是一次深刻的教訓，他們總是被國際金融界說嚇倒：不要對危機驚慌失措；危機的風吹得很快，來去匆匆。 第七，預測經濟比預測政治演變要容易得多。盡管幾乎所有的轉型國家都收斂為某種形式的資本主義，但政治經歷各殊，從完全的民主制度到原始的獨裁統(tǒng)治，以及處于兩者之間的諸種形式。政治表現(xiàn)似乎呈現(xiàn)著極強的地理發(fā)布模式，臨近西方的一些國家，特別是那些加入歐盟的國家，變得越來越民主；而一些靠近東方的國度則更顯專制。一些中間地帶的國家，包括俄羅斯和烏克蘭，二十年來政治道路左右飄搖。經驗教訓：中等收入國家最終將走向民主，但通向資本主義的道路會迂回。 作者：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安德烈•施萊弗（Andrei Shleifer） 時間：2012年2月5日，原文鏈接：http://www.voxeu.org/index.php?q=node/7593 譯者：董金鵬，Thinkerdong@hotmail.com
